目前，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地方参与者（主要是村民和地方政府）无疑必须对这些作用与变化做出适时的响应与调整，从而导致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资源利用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城乡差别等方面的转变。这一过程称之为乡村转型发展。实质上，乡村转型发展这一概念与国际上流行的乡村地理学研究术语乡村重构（ruralrestructuring）具有相似的内涵。伍兹（Woods）认为，乡村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然而，农村地区的这一社会经济结构重塑，必然通过改变其空间载体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进而导致乡村空间的重构。正如中国学者张小林所主张的乡村转型发展集中表现在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乡村空间重构。乡村空间重构与中国“三农”问题联系紧密，当前中国乡村空间正面临重构一一通过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村镇和产业布局调整等改造传统农村，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快速城镇化进程助推了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升级，引发乡村土地利用剧烈转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导致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巨大变化，也带来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49；41130748；41201176）村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现任国际学术期刊ournalofRuralStudies和LandUsePolicy编委。
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众多水土丰腴的昔日商品粮基地如今成为城市化地区，直接威胁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安全。一方面，在保护耕地红线目标的约束下，城镇发展建设用地缺口严重；另一方面，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形成大量“空心村”和闲置浪费的农村建设用地'耕地被弃耕、田块的破碎化和粗放经营严重影响农业规模经营的推行。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对中国农村生活环境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农药、化肥超标施用带来的面源污染；中国乡村土地利用正经受着养活众多人口、保障城由于相关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配套，农民集中居住带来的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大规模畜禽养殖带来的污染。
乡发展和支撑生态建设的历史性考验。
与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乡村发展制度不稳、机制不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欠账太多，使得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土地是人类主要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利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也可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加以调解。土地整治是指基于严格耕地保护、城乡统筹用地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对山、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由此可见，土地整治可在农村生产力提升、城乡发展空间优化和平台搭建等层面为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在界定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探讨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助推机制，以及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战略，以拓展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
2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乡村重构这一概念较早见于欧洲乡村地理学与社会学学者对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乡村发展变迁的论著「2，14-16.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逆城市化进程中，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在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与重构，诸如家庭农场和农业的转型「1718、社会结构和阶层变迁「1920、土地利用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变化、零售业的变化、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变化等。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也经历了明显的重构过程。从中国乡村发展实践来看，乡村重构是一项集经济、社会、空间为一体的乡村发展战略，它立足于合理完善乡村在城乡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升，以及空间布局的合理组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和谐、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乡村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即乡村空间重构。
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乡村空间重构也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途径。据此，乡村空间重构的内涵包括如下3个方面：①产业发展集聚，即实现工业生产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经营集中；②农民居住集中，即农民居住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通过集中居住解决分散居住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人需求大、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以有效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保存乡村传统文化景观；③资源利用集约，通过产业发展集聚和农民居住集中，解决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居住中的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乡村地域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乡村空间重构，主要包括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重构3个方面。
3基于土地整治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3.1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助推机制3.1.1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作为乡村发展两大核心要素的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给中国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与兼业化对乡村生活和生产空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与非粮化对乡村生产和生态空间的影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流人城镇。伴随着人口外流，农村过疏化问题逐渐出现，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中心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出现废弃和闲置。囿于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健全以及产权制度的缺陷，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大量农村宅基地被闲置，农村空心化现象明显，最终导致“空心村”的出现。“空心村”的显著特征是：一方面，村庄内部大量农宅日趋老化甚至被废弃，农村中心地区呈现衰败的景观；另一方面，在村庄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建新不拆旧、新建房空置的现象，最终形成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分异。在中国，受自然地理条件、传统地域风俗和乡村规划缺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大部分乡村聚落呈现出“散、小、乱”的特征。2009年，中国仍有近56.75万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数量更是高达271.39万个，尚有130.92万个自然村的人口数低于200人「32.从欧洲国家的中心村建设情况来看，门槛人口对中心村的甄选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起着决定性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一所小学需要的门槛人口大致在5000人左右，一个医生需要至少为2000人服务才能有规模效益，一个由3个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可服务8000人，可相对有效地为乡村地区提供基本便利服务的门槛人口是5000人。中国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农村组织核心弱化、结构网络薄弱、发展要素流动无序，成为农村各类投资缺乏规模效益和产出效率以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进而导致乡村生活空间极为不便。此外，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耕地被粗放经营甚至被弃耕撂荒。在社会保障不健全及集体财产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农民不可能彻底离开粗放经营甚至荒芜的耕地和闲（空）置的农村住房或宅基地，使得兼业经营成为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的生产空间。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土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使得耕地大量减少。一方面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逐利性导致耕地向果园、畜牧业、水产养殖等用途转变；另一方面是由于土地的城市和工业利用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农地，导致农地向城市、工业土地转移的必然趋势。此外，农村建房选址偏向于地形平坦、设施便利的优质耕地的分布区，致使大量耕地被农村建房占用。在城乡建设用地的蚕食下，耕地趋于破碎化，人多地少且不利于规模经营，致使乡村生产空间受限。城镇化进程中，初级的工业化（尤其是乡镇企业）布局无序且对污染物排放控制不严，直接导致农村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在管理层面，环境规制的强化会增加企业治污成本，进而减少企业利润，由此对企业区位决策产生影响，这类情况下企业更易进人环境规制相对不严的乡村地区，从而给此类地区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有关研究以中国合资企业为样本证实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工业污染正逐步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上农业生产和乡镇生活带来的污染致使乡村生态空间不断恶化。2013年2月26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环境地质环境研究所实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计划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通过专家评审，成果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且污染较为严重，未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55.87%.京津唐地区高密度的不透水地表分布对于海河流域地表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加剧了流域河流水质的污染程度，且子流域不透水地表面积比例与COD、NH3-N浓度均值呈现显著的线性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土地的非农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乡村地域的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3.1.2助推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结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以及农村土地整治的特点。通过实施“空心村”整治与农村组织整合，引导农民向社区集中、向行政村集中，解决农村聚落分散化布局问题，达到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业的门槛人口规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提高基层政府的组织、管理与服务水平，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优化重构宜居适度的乡村生活空间。
3.2.3乡村生态空间重构在乡村生产和生活空间重构过程中，还应注重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与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构是密不可分的。乡村生态空间重构进程中，不管是农用地整治，还是“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均需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景观生态学原理，在大尺度上重视生态网络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小尺度上提高生境质量和景观多样性，提高土地整治生产力、生态景观服务能力和碳汇能力，从不同尺度维护和修复自然生态过程和生物链，构建良好的乡村生态空间格局，提高乡村生态系统的弹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使乡村作为城乡发展重要的绿色空间和生态屏障，成为保障食物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空间。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基于农村生态系统自身特点，严格控制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施用量，逐步实现清洁化、绿色化、无公害生产；建立生态拦截系统，吸纳净化面源污染物，结合工矿用地整治强化污染物综合治理工程，确保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安全，即形成减源、截流、治理体系；着力完善农村生态系统廊道，保护物种栖息环境，保持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通过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生态系统的建设与保护，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清洁的生产空间，为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优美的生活空间，优化重构山清水秀的乡村生态空间。
4依托土地整治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土地整治可为乡村空间重构搭建平台，是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途径。然而乡村空间重构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驱使重构发生的动力及相应的依托土地整治的重构战略。
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导致了生活空间不便、生产空间受限和生态空间恶化，但当前大部分村民已逐渐意识到，唯有通过开展土地整治才能重构其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村民对发展村域经济并改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切身需求和共识是开展土地整治重构乡村空间的核心动力。通常，在乡村精英的带动下，通过增强村域的内聚力，争取政府的外助力，激发和整合内外部需求，依托土地整治逐步实现乡村空间重构，称之为“自下而上”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然而，推进城镇化、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等宏观政策转型及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是依托土地整治重构乡村空间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借助土地整治的相关政策平台及各类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支农惠农项目，通过整合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等，“自上而下”地推进乡村空间重构。
通常，“自上而下”战略的优势在于通过内在的投资和提供工作岗位以提高就业率和农民收人，但不利于加强不同项目之间的联系以增强乡村应对各种竞争压力的能力；然而，“自下而上”的战略优势在于其可以促成多样的根基较深的乡村振兴项目，但在支持乡村经济应对全球化的压力方面有所欠缺。国际上有关乡村重构计划的顺利推行均要归功于其经历了一个嵌人和自然化的过程，其乡村重构计划通常以居民与邻居间的互助或居民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协作等多种自愿参与的方式来推行，在社区之间或不同中介之间通过成熟的自助合作的战略来组织乡村发展计划的参与者，而在战略制订过程中自始至终有当地居民的参与。中国目前实行的政府主导的乡村发展政策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没有足够重视政策执行的嵌人和自然化过程。借鉴国际经验，采取“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战略，有助于今后顺利推进中国的乡村空间重构。
5结论与讨论5.1结论土地整治，即基于严格耕地保护、城乡统筹用地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对山、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可在农村生产力提升、城乡发展空间优化和平台搭建等层面为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乡村空间重构也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途径，内涵包括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
结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分析，以及农村土地整治的特点，提出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主要涉及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3种类型。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采取5.2讨论与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乡村发展制度不稳、机制不活，农业与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欠账太多，使得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乡村空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基。然而，目前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土地整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是土地利用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矛盾深化的结果，是协调当前土地利用状态与土地利用目标之间关系而采取的一种重要举措，其内容、任务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相应变化。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差异，将导致区域土地整治模式和内容也会因此而不同。随着乡村发展不断转型与空间重构的逐步推进，势必对乡村土地利用与土地整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需要注重乡村空间重构操作模式与途径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与模式的创新研究，以及对重构的乡村空间的动态监控、预警预报和科学调控的系统研究，以构建良好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目前的土地整治活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土地利用形态，并通过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重构加速中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引领着未来中国城乡土地配置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方向。然而土地整治只是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途径，它能否为乡村空间重构搭建好平台，关键在于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主要涉及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激励机制、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机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如何依托当地优势通过提升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的价值来重构乡村产业、振兴乡村经济的乡村重构模式。
针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重组，伴随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转变，地理学创造了众多新的、充满着思维争辩的研究领域。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便是其一，通过研究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进程中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及其引发的问题，并从土地整治的视角探讨相应解决方案；它既是区域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待深人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48-50，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亟需推进科学决策与创新的重大战略主题。这一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以综合性和空间关联性为主要特色的地理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乃至工程技术之间的桥梁，作为其分支学科的乡村地理学在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这一研究领域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