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5日的政协开幕式上，多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委员被追问实体经济问题：我国制造业到底是陷入危机还是转型升级手握先机?有几位多年跑工业经济口的记者感叹：“制造业话题好久没这么火了。”
部分外资撤离中国不足为惧
近日有消息称，松下、日本大金等企业有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撤离中国的外资大多集中在制造业。与此同时，一些制造业大省接连传来了工厂倒闭的消息。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代表认为，国内一部分外资撤离是正常的，尤其是以在中国代工厂为代表的制造业，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让这些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资金流向更低成本的地方也就不可避免。
此外，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的一些省市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传统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而中国政府现在对国内企业和外企一视同仁，外资不再享有特殊待遇。”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代表认为，赚不到钱的外资退出中国符合经济规律，这个不足为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在回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连声说：“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不存在。”他说，资本是逐利的，部分外资因为自己的发展情况撤离中国这是很常见的。他告诉记者，目前总体上中国制造无论是吸引外资的能力还是规模，都是在增长的。他还提到，“现在我们吸引的都是高端制造业，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优化。”
1月底，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证实了梅兴保的说法，中国2014年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
低端制造业缺乏创新动力
相对于部分外资撤离中国，代表委员们更加关切的是外资撤离背后的中国制造业到底怎么了?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维修科技术总监徐小平代表说，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外资随时想走就走。他举了个例子：有一家合资企业，本来经营挺好。但是在中国打开市场后，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方重新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将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转移到新公司。原有合资企业的利润降低，中方企业对此不满，但是由于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只能吃哑巴亏。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中国制造面临“前后夹击”。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凭借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原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转移产能;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
相对于外围因素，代表委员们认为，中国制造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自身。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委员说，中国人热衷到国外去购买小东西，如近期出现到日本买马桶等现象，这显示中国制造业与德国或者日本在质量上存在距离。
“中国制造业发展了这么多年仍徘徊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主要是国内市场蛋糕大，企业有利可图，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严诚忠代表解释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袁亚非则提出，中国人热衷于到国外购物“马桶盖”显示了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不够，中国制造确实在品牌创造创新上不够。
而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专利权维护难则是影响制造业创新的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钱月宝称，企业专利被侵权后，受害方常因省市不同而受到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在内的种种阻力而陷入争议与诉讼。而且专利鉴定机构仅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几个城市有，送鉴后的结果往往也是旷日持久的等待。
阵痛中崛起
代表委员们认为，转型升级是制造业必须面临的抉择。“中国企业的上下游综合能力提升很关键，以后再不能只做生产、代工，还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提供必要的服务和销售。尤其是产品不能再停留在低档次的水平，要升级，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李东生代表说。
转型必然会有阵痛。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委员说，我们正在由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向制造业的强国转变，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中，一些中低端的实体经济难免会遇到困难。
严诚忠代表分析，转型过程中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需要引起重视。“被传统制造业淘汰的工人，也进不去新兴行业。”不过，他指出，这个阵痛随着教育的发展会逐渐消失。
在一些代表委员们看来，撤离中国的外资大多集中在低端制造业，恰恰说明了我们正走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从这个角度看，应是制造业崛起的先机。工信部的最新数据则印证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去年全年，我国累计淘汰落后水泥产能8100万吨;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二氧化硫排放下降16%，烟粉尘排放下降9.1%。与此同时，国产核电用钢在世界首座第三代核电项目CAP1400实现应用，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则同比增长了12.2%。